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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两会集思破局“课后三点半”:没有社会协作教育部破局难

发表时间:2018-03-07 09:06:35    来源:未来网

 “课后三点半现象之所以会成为年轻父母和整个社会关注的难题,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。”

 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,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人民大会堂首场“部长通道”上亮相,作为第一个发言部长,陈宝生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课后三点半问题。“课后三点半”已不单单是一个教育问题,更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。

  发言中陈宝生细数了各地对“课后三点半”问题的解决方法,“上海、北京、南京和广西等地的‘课后三点半’改革做的有声有色,‘四种模式’各有所长,可以各走各的路,各出各的高招。接下来,可以总结成功经验加以推广,同时和有关部门协商解决三点半的政策性问题。”

  2017年两会,“课后三点半”便备受关注,彼时陈宝生说,“我来教育部工作之后,到基层调研,好多年轻家长跟我讲这个事,真是让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揪心挠头。”今年再提这个问题,陈宝生表示已摸索到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

  “课后三点半”: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

 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名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,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,加快教育现代化,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”

  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?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第一个亮相,印证了教育的优先位置非比寻常。

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、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接受记者采访。记者 程婷/摄。

  “三点半放学谁来接,家里有不上班的还行,但现在都上班,要不就是爷爷奶奶接,但老人年龄都大,腿脚也不方便。”李女士的烦恼也是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。

  近年来,随着学校“减负令”的下达,中小学生的放学时间提前到下午三点半左右。然而,孩子放学早、家长下班晚,导致学生看护上出现了“空档期”,让不少家长犯了难。

  陈宝生认为,“课后三点半”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,由于工作息时间的不匹配,家长没有办法去接孩子,造成了很大困扰,带来了成长中的烦恼和发展中的困难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“课后三点半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比较特殊的问题,因为我国女性劳动力参与度非常高,双职工的家庭非常多,像其他发达国家,是不存在这么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,长时间来看双职工家庭现象会一直存在。”

  罗卫东坦言自己同样经历过“课后三点半”难题,“那时非常纠结,接孩子放学只能请别人帮忙,或者家长之间形成互助。”

  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,人口老年化状态普遍,二孩出生后希望借助年轻父母双方原生家庭照料实现养育的目的,也因原生家庭父母的年龄、地域、路程等因素难以实现。

  校外课后托管班乱象需要逐步管理

  课后三点半问题,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单一的政策制度性问题,但其根本却涉及到我国课后托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。相较国外,我国的课外托管还处于萌芽阶段,在市场需求催生下,课外托管班虽对现状有所缓解,但问题仍是重重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王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,“过去是供给,给什么就接受什么,现在讲的是需求和供给结合,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,从这个角度来说,课后三点半问题就是应该解决的问题。”

  为解决“课后三点半”问题,2017年3月教育部发布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,2018年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到,“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,努力解‘三点半难题’,解除家长后顾之忧。”

  时隔一年,在教育部的推行下各地方虽积极探索,但“课外三点半”问题却仍然存在。

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、防灾科技学院 副院长刘春平接受记者采访。记者 程婷/摄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防灾科技学院副院长刘春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,“想要用教育部下达的一个文件完全解决‘课后三点半’问题很难,”刘春平表示教育部下发的《意见》和地方政府之间本就存在矛盾,“文件中的内容执行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。”

  刘春平解释,“老师的薪酬是地方政府支出,教育部发文,让地方财政出钱还是有难度的。”因《意见》中提出要学校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任,而这便会涉及到学生安全、和老师报酬等问题,而《意见》也中明确提出,解决“课后三点半”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向本地区党委、政府汇报,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,争取资金支持,不断完善经费保障机制。刘春平认为,“这类文件如果是财政部和教育部一起发,从国家层面对地方教育进行支持效果会更好。”

  课后托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实现,而因买方市场催生的课后托管班也因托管制度的不完善,存在如课后托管班变培训班、课后托管班缺合格资质、课后托管班人员素质低等常见问题。

  在2018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上,陈宝生指出,对现在存在的乱象,需要进行治理。比如学校周围野蛮生长的这些托管班,要进行治理,加以立法,至少是用行政法规加以解决。

  刘春平认为,“直接对校外托管班取缔是不合适的,这会乱,课后托管班不否定有公益性质的,但积极性高的可能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。但鉴于现在课后托管制度还不健全,课后托管班还需要逐步管理。”

  解决“课后三点半”难的就是协调社会资源

  “课后三点半”的问题,如何解决?陈宝生提到各地方要走出自己的路子来,要推行成功经验,要依靠社会力量做进一步探索,要对校外乱象用行政法规加以解决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王璟告诉记者,“从2018年开始,天津所有的中小学将实行课后托管制度,学生自愿参加,不收学生一分钱,完全由天津财政拨款。”

  天津课后托管制度的推行,体现了课后托管教育制度在地方上的实现。刘春平认为,课后托管班需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,但同时也需要多管齐下。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、常务副校长张政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“学校要和社会、家庭进行更多的协作。三点半下课后,更要考虑三点半之后的教育谁来完成?”

  张政文认为,“三点半放学”的提出最初是为了减负,但不应夸大减负,“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是通过教育,一方面来说要快乐教育,但教育更重要的是教导训诫。所以,三点半结束课堂教育后开始的课外教育,在哪里进行?以什么形式进行?学校、社会各方面都应该考虑。”

  张政文补充,“如果由学校承担课后三点半后的教育工作,实现主体还是学校,就需要老师组织学生、看护学生。三点半后即使学校带着玩,在培养方案中也要有教育设计。”

  “解决‘课后三点半’难的就是如何将社会资源协调起来,”张政文认为,对于现阶段的课后托管问题,仅靠学校解决不了,要有政府协调,全社会协助以及完善的制度设计,比如老师的补助制度设计。

  针对校外托管班乱象,张政文认为,全社会课后托管制度建立完善前,课后托管班问题会一直存在,“这需要政府规范,我不反对托管班,但我更关注课后托管班是否合法,是否有资质,是否有人监管。”

  在2017年教育部发布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提出,地方政府要对通过‘政府购买服务’‘财政补贴’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、单位和教师给予适当补助。

  张政文认为“购买服务”者应该是多重的,家长需要购买,学校需要购买,政府需要购买。“如果只是简单的政府购买,政府是否有那么大的财力,还是一个问题。”

  对于引进社会资源进入学校目前面临的问题,陈宝生也在今年的“部长通道”中也有所回应,“这是个新问题,如何依靠社会力量解决这个问题,需要做进一步探索。”(记者 程婷 刘璐 实习记者 郭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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